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包括固定电话在内的通讯设施在偏远的农村仍然属于难以承受的消费品，除了少数乡村干部和一些经商做买卖的人家外，一般农户基本没有配备。特别是在柳树沟乡葫芦房子村附近，三大通讯运营商都没有设置信号基点站，属于移动通信的盲区。这样，山里人与在外工作、上学或打工的亲人们沟通就变得十分困难。
自从毕志胜婚后外出打工，每年一过腊月二十、也就是在小年前后的几天时间里，邱艳芬每天傍晚都会来到村头，将黄昏时刻的远眺和等待当做一种美好的享受。在这个时刻，望着山那边的路和路那边的山已成了她无法改变的习惯，山峦重重叠叠，思念轻轻飘散，寒风中矗立在寂寞村头的执着身影，绝不亚于早年的一部电影里《夜夜盼郎归》中的戏码。偶尔等到丈夫在洒落一地夕阳余晖的山路上由远及近时，邱艳芬的那份惊喜和快乐，简直就让她自己不知所措。当毕志胜放下包裹一下子把她揽入那宽厚而温暖的怀抱时，一股遍布全身的幸福热流立刻会化作泪水涌上眼窝。
十几年来，“春运”这个词汇在春节前后，每天都成了中央电视台和各大地方台黄金时间播出的新闻节目中的内容提要之一。配合着播音员的声音，不断地切换着全国各大火车站、机场、码头等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别样场景。这些年复一年的场景展示了“家”与“国”的变迁，勾勒了记忆的年轮，衬托出亲人相聚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奢侈品。
感叹背后，是时代发展带来的家庭形态变化。几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稀释了以往的大家庭，“分离”成了常态。城市里的小两口和远方的父母，进城打工的夫妻和留守的子女老人，乡愁成了阻隔在他们之间“发展的代价”，而平时紧张繁忙的工作节奏也使相聚变得奢侈。因此，“春运”不仅是一道交通运输的难题，更折射出人们对团聚的期盼，那是埋藏在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再远大的前程，都得是从家起步；再忘我的奋斗，家都是归宿。守住浓厚的亲情，善待难得的相聚，分离才会更有价值，发展才会更有意义。如果说以往的城市化进程，多少忽略了“家”的存在，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用制度设计创造更多的空间，多一些热气腾腾的家庭温情，让城镇化记得住乡愁，更容得下厮守。
毕志胜、王富余和潘铁在几天前就买好了由本市始发往赤峰的火车票，农村过年虽然在物质上没有城市丰富多彩，但是那年味却是绝对的十足。一进腊月门，那浓浓的年味就会扑面而来，杀猪宰羊、做豆腐、蒸粘豆包、打扫房间整理屋子，等到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年的序幕就正是拉开了。按照传统习俗过年过的就是举家团聚、合家欢乐，在外地工作的都是在年三十之前回家与父母团聚，而在外打工的人一般都是选择过小年之前就回家了。
农历腊月二十一下午三点多钟，毕志胜他们三个人就匆匆忙忙的赶到火车站。进入候车室后，他们找个地方坐下，把行李包就放在地面上。毕志胜见离下午四点半检票上车还有一段时间，就决定去站前胜利广场的地下商业街给年幼的孩子买点吃的带回去。岁数较大的农民工回家时是舍不得购物的，只有把钞票带回家心里才感到坦然。毕志胜毕竟年轻些，孩子又小而且对他这个当爸爸的只有恍惚的印象，所以他想要给孩子带上一份惊喜，更是想给孩子以后留下一个期盼，以此来唤醒、强化孩子对亲情的记忆。
“二叔，我想出去买点东西，你们俩去吗？”毕志胜看着王富余和潘铁说。
王富余打了个哈欠，说：“我嫌累，就不去了，也没什么好买的。”他又对潘铁说：“你愿意去的话就和志胜一起去吧，我在这看着东西。快去快回，别耽误上车。”
毕志胜和潘铁从站前广场西面的入口处来到有三四层的地下商业街，他们径直寻找着食品区，路过的那些服装鞋帽、工艺品、小百货摊床，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转了两个弯毕志胜和潘铁才找到食品区，选了半天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最后只选了一袋鱿鱼丝、一袋烤鱼片，都是十元钱一袋。他又转了两个摊床，给老母亲又买了两袋500克装松软可口的高档蛋糕。而潘铁什么也没有舍得买，就跟着毕志胜往回走，当走到也是位于地下商业街的一个福利彩票站点时，潘铁站在那不动了，专注的瞅着双色球近期号码列表。
“潘铁，都四点多了，快点走吧。”毕志胜拉了潘铁一下胳膊。
“好的，我打两注双色球彩票，马上就走。”紧接着，潘铁说出来一注号码后又机选一注，付给四元钱装起彩票就跟着毕志胜往车站返。他喜欢买彩票已经有三四年了，主要以打双色球为主，但从不多买，就是在两注到五注之间，也就是一次购买绝对不超过十元钱。所以买别的不是必需品的东西他是舍不得花钱的，为此还把吸烟的嗜好诫了，省下来的钱用来买彩票。只是一直没有中过大奖，隔三差五的中个蓝色球号码得个五元钱，最多的一次中过二百元，小打小闹的倒也没影响什么生活。
他们俩走进候车室不一会，发往赤峰方向的124次列车就开始检票了，16时45分就准时发车了。如果不晚点的话，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这列属于最老的绿皮火车就能到达终点站赤峰。上车后他们通过换座，调到了一个格子里的相对座位上，因为他们上车前就准备好了晚餐，说是晚餐，无非是面包，真空包装的咸菜，最廉价的香肠等，还有两瓶五十二度的牛栏山二锅头酒。
就在毕志胜等三个人安稳的坐在火车上准备享用“美酒佳肴”时，邱艳芬正站在小山村的东头眺望着延伸到山吖口沙土路。她穿着一件草绿色的羽绒服，头部被帽子包得严严实实，脖子上围扎着一条柔软的白色围巾，垂下来的一角随着不时刮起的西北风起舞飘扬。咖啡色的棉质弹力裤从半长筒棉皮靴里伸出，支撑着一米六六高的她，就像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在这萧瑟、灰茫茫的寒冬里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邱艳芬虽然生活在农村，也没有高档华丽的服饰，更没有品牌衣服，但是好美之心却从来就没有因此生锈，她总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打扮的得体大方而不俗气，清新秀丽又不妖艳。
邱艳芬一直等到夜幕低垂，也没有让她看见那梦牵魂绕、惊心动魄的身影，于是她不得不“收工”回家。
邱艳芬每年在这个时候的连续等待，少则一两天，多则五六天，绝不是原于她对丈夫的依赖性。她最初的本意是想让在外打拼为家挣钱的丈夫，在没有进家的时候就提前享受到妻子的柔情和温暖，甚至在第一年邱艳芬连这种想法也还没有产生。邱艳芬清楚地记得当时做完豆腐后，忽然有了一种直觉，丈夫今晚可能回来，于是她就鬼差神使般地来到村的最东头。她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不料，只七八分钟的时间，邱艳芬的直觉就都得了验证。她自然是喜不自禁，毕志胜更是惊喜的不得了，放下旅行包兴奋地一下子把邱艳芬抱了起来。看得出来，对两个人来说都绝对是出乎意料、从天而降的喜事。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给邱艳芬养成一种习惯了。
她固执的认为这是一种超越爱情的表现，她也坚信，只有像这样爱情已经转化为亲情的时候，婚姻才可称之为婚姻，也才会更稳固。之所以说邱艳芬没有依赖性，就是因为她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特立独行的女子。她认为，依赖是一种软弱和不自信的表现，更是一种不确定感的反映，即不知道自己值不值得对方爱。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有强烈的依赖性便是一种心理病态，精神障碍。可见依赖不是爱情，也不是婚姻，无论是男女，千万不要有“没有他（她）我可怎么活下去啊？”的人生态度。
“没有谁都可以活下去”！有了命中注定的“谁”固然是好，一旦那个“谁”要是逃之夭夭了，也许生活的比原来更好！这就是邱艳芬的对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