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崛起之机313章绝对征服1
就这样，张玉林一行花了近半个月时间，在南京政治会议预备会议召开的当天即1938年7月3日，才堪堪到达迪化。
全国政治会议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来自南京中央政府的有蒋介石、林森、汪精卫、何应钦、宋子文、冯玉祥、陈诚、何健等人；来自各省及军中代表有李崇仁、白崇禧、刘湘、龙云、阎锡山、杨虎成、张学良、马步青、马鸿宾、宋哲元、顾竹同、程潜、张发奎、刘峙、邓锡侯；来自陕北的代表有周nl，董b，项y；来自社会各界的名流代表有曾琦、李璜、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罗文干、黄炎培、晏阳初、张君劢、陈启天、陶希圣、沈钧儒，这一部分人，包括蒋百里、梁漱溟等人，在原本历史上是蒋介石的“国防参议会”的参议员。
虽然国防军比较强势，但其代表团所组成的人员并不太多，除了武爱华外，只有蒋百里、陈济棠、钟守富、林清华、肖飞、吴佩孚、李济深、梁漱溟、张澜、陈叔通等，总计11人正式代表。
这次会议，所有人都清楚，争论最激烈的就是预备会议，因为预备会议要确定中央政府组成的原则，甚至要确定中国未来之走向。
但是，与会人员的党派意识、地域意识、主义主张都非常强，彼此还有间隙、仇恨，就是缺少一种国家意识。
果然，会议一开始，就有代表互不相让，激烈争吵。一方面是宣传他们的主张，另一方面可能是想求得武爱华的凉解。
武爱华决定先在会议上听听。但听了两天的武爱华却觉得如果这样，会议开三个月半年都不会有一个结果，于是，他开始主动出击，一个一个地拜访会议的主要代表。
武爱华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蒋介石。
“蒋公，如果我们局限于党派意识，那么，中国这么多党，各党派的主张又是如此的不同，我们怎么办？难道继续一党执政，宣布其他党为非法之党？”武爱华见着蒋介石就直奔主题。
“爱华，你说该怎么办？”蒋介石反问道。
“淡化党派意识，强化国家意识！”武爱华继续说道，“自孙先生起，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接受了来自于西方的各派主义、主张，也包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来的主义和主张，可是，这些主义和主张又是如此的不同，他们彼此对立、矛盾，难以相融。我觉得，这种主义、党派之争要不得。事实证明，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团体，而其他党同样显然很不成熟，但为什么人们会热衷于这种党派之争呢，这与中国人崇尚的‘清谈’、‘空谈’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他们‘空谈误国’，我觉得还说轻了。”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淡化、弱化甚至削除党派意识，强化、提升国家意识，在国家基本制度层面上，我们可以借鉴欧美一些国家的经验，但切不能照搬照抄；我们也可以学习苏俄的一些经验，但同样不能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一切，都要有利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改善！只要符合这四个‘有利于’，我们就应该支持，而不符合这四条的，则应该反对。”
“爱华说得好啊，这不是与先总理的三民主义差不多吗？”蒋介石又反问道。
“其实，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不是一个新东西，它在西方诸国，早就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只不过，因为中国是从满清封建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传统的帝王思想里，缺少这方面的思想，或者说在这方面不够系统罢了。”
“嗯，这个观点可以说服一些人。不过，爱华啊，说到国家意识容易，可要落在实处就不容易了，譬如这制度设计，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蒋介石有感而发。
“蒋公可有所指？”武爱华其实就是来为蒋介石“解惑”的。
“譬如这国家体制，就是一个大麻烦。如何进行权力架构，权力又如何制约，中央和地方关系等，说起来就令人头痛。”蒋介石说到这儿，还真揉了揉他的脑袋。
“其实，美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样本，欧洲一些国家则提供了另外的样本，他们几十年几百年长盛不衰，证明这种政治体制有其合理性。”武爱华想了想，继续说道，“关键是每一项制度要落到实处，每一个人要尽其力、尽其责。譬如美国总统，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三军统帅，但并不是说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有智慧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己所不为，勿施于人。”讲到这里，武爱华又顿了顿说：
“如果我们把这种道德理想，转化为制度设计，我相信，总统的权力也会受到限制的。”
“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言，我以为，过去的中央政府缺少权威，地方自行其是。其根源不在于中央不够强大，而在于党派政治，一国之领袖，必须代表一国之各阶层民众之利益，而不是某个党派之利益！”武爱华这话，是非常尖锐的。
听到这里，蒋介石又问到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党派，又怎么凝聚民众？”
武爱华立即回答道：“我不以为中国过去的党派做过凝聚民众的工作，或许在推翻满清之时有过这方面的作用，但在推翻满清之后，党派的作用更多的是在分裂民众，煽动民众，将民众人为地对立起来。事实上，将民众凝聚到党派之下，也未必符合民众利益，它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对民众的政治绑架！这也是我之所以强调要淡化党派、弱化党派的原因！”
“可是，像美国和欧洲，他们不是党派轮流执政吗？”蒋介石对国际社会还是有一些研究。
“请问蒋公，我们的党派有那些他们的党派成熟吗？他们的党派，只在选举和投票时才有这种意识，而我们的党派，在日常生活中也在试图建立权力与优势，这，是正常的吗？此外，国内的一些党派太强调与其他党派的斗争与对立，而看不到大家都是中国人这个最基本的前提，这其实就是所谓的‘窝里斗’，试问，这样的党派如何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强盛？”
武爱华这样说，并不是特别针对某个党，而是民国政党政治的现实，譬如邓演达、李济深就曾经在香港成立过第三党，这个党，带有非常明显的“反蒋”倾向。
“爱华，我有一个对你的看法，你可别生气啊。”蒋介石突然说道。
“蒋公请说。”武爱华郑重地说道，神情一下也严肃起来。
“你的这些观点，我相信中国有很多人也思考过，至少，我就曾经思考过。可是，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说得不好听点，你这是理想主义！”蒋介石也不客气。意识是，你武爱华对于政治，还很嫩呢。
“蒋公，你说的是事实，我这些观点，确实很理想主义！可是，蒋公，你们的军事调查统计局以及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对闽、粤两地也在搜集情报。我要说的是，在闽粤包括察哈尔省，反对我和国防军的人不是没有，但那只是绝少数；因为，闽粤和察哈尔的政策，充分地考虑到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愿望与利益，即便某个特定时期，某个阶层的利益受到了损失，我们也会在未来的政策中调整过来；同时，政府要通过兴办实业、剿灭土匪、打击恶霸、兴办交通、发展教育、改善民生等方式，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让各队层民众都感觉到有奔头，这样，矛盾就会愈来愈小，而政府的威信也会得到确立，这样坚持下去，何愁国家不强、民族不兴？”
……
武爱华在南京与各界人士进行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的同时，张玉林在迪化也开始了他的活动。几十车货物，他直接交给手下打理，作为“张大少爷”，怎么可能为了这小小的货物而亲历亲为呢？
张玉林活动的主要对象是迪化和新疆的巨商，一是张玉林执晚辈礼，前去各商行拜码头；二是寻求察哈尔张家有没有与迪化同行进行合作的机会；三是利用宴饮机会，大吹大擂，说他的关系如何如何，末了，还悄悄地附在别人耳边说，他能搞到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军火，在针对某些喜欢军火的人士时，张玉林就直接送出两把柯尔特小手枪和两盒子弹。
遇到懂得英语之人，张玉林立即高兴地用英语问道：哎呀，先生，你也会英语？你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留过学？
然后，张玉林用英语大谈他在纽约的见闻、学校留学时的趣事，以及西洋女子与中国女子的区别等等，张大公子，一时成了迪化城里最活跃也最受欢迎之人。
盛世才虽然深居简出，但他对迪化的风吹草动都非常注意。最近，迪化城来了一个张大公子，此人大吹大擂，到处说其妹夫还是国防军装甲集团军司令宗少华。这人，如此张扬，到迪化来到底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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