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下面是蓝新颜写的书评。
人言可畏
半个世纪前,阮玲玉自杀,留下“人言可畏”。时至今日,“人言”继续“可畏”。
流言杀人于无形,总会有受害者。譬如,袁秋华小说《同一屋檐下》里《毁及悔》的主旨,仍是人言可畏,主角单纯得像个孩子,都很倔强,一个不会挽留,一个不会回头,就这样抱憾终身。婚姻如同综合契约,从本质来说,就和做生意差不多,半斤对八两,豪门对贵门,木门对柴门,要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只不过是各取所需。
或许纯粹的爱情,难以融入世俗之中的生活。不融,则意味着现实的出格,意味着对世情常理的背离,意味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以文会友向来都是中国的浪漫传统,而以文结缘则更是一段佳话,像徐志摩和陆小曼,像郁达夫和王映霞,像鲁迅和许广平等等。这些人砸毁旧俗的枷锁,才成就传奇的爱情。为爱情而舍弃名声,甚至牺牲事业,一般来说确实有些愚蠢,但还可以算作一种壮举,况且能够保全爱情,可以重新开始。但是为了现实利益而抛弃爱情,同样是愚蠢的,却没有一点点悲壮的色彩,况且已经受损的,只会继续流失,没有信任与尊重,只有防患与猜疑,老来仍是孤魂。
起码,我做不到。恕吾愚笨,想问一句,仅仅是为了责任而回归,值得吗?相爱是不管在不在一起,都不会改变的。芸芸众生当中,又有几人能相遇一辈子都放不下的爱情?而在一起,并不能让两个原本不再相爱的人变得相爱,只会让两个人越来越疏远。
感情说到底,还是人心。责任绑架,情感勒索,纠缠死守一段空壳关系,身心也接受不了,情感也接受不了,只会让生活变得更糟糕。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让孩子看到婚姻最丑陋的模样,让他彻底对婚姻失去信心,更不相信爱情,到底是护他,还是害他呢?
一方下定决心要离开的话,谁也留不住谁,还不如就此放手,饶恕他人,也是放过自己,成全他人,也是让自己自由,再次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主角克制,隐忍,出乎情,止于礼,但流言仍旧没放过。作者懂得他们的羞愤,正因为不是,所以才羞耻,正因为不愿,所以才愤怒,正因为侮辱,所以才抗争。但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回头却上不不岸,洗不白的污蔑,将伴随一生。主角就这样在耻辱与命运的逼迫下,心如死水逆来顺受地活下来了,并且依然那么苟且偷安,逆来顺受地继续活下去。
这是个悲剧。
宿命感和无力感,处处体现在袁秋华的文学创作当中,成为她小说世界的基调和背景,给人无法超脱,也无处逃遁的怅惘与沉重。
可能与作者是女人相关。一个作家的私人生活,反而取代作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尤其当这个作家还是一位女性,情感经历更搏眼球,是件值得悲哀的事情。
袁秋华的小说发行后,关于她的风言风语委实不少。当她的名字及获奖信息公布在电视,报纸上的时候,熟悉她的人又羡慕又嫉妒。她失意落魄时,大家不是特别在意她的种种“昭彰劣迹”,现在她“得意洋洋”地升到半空,大家就没法容忍她的“不端品行”了,要说她的坏话,也要说她朋友的坏话,主要说她那些“不规不矩”的勾当。一时间风声鹊起,议论汤沸,但生活作风方面的揭发,不再成为领导提拔人才的一个主要标准,因为是在推选干部,而不是在选儿媳,只要她业务能力强,而在经济上没有大问题,就OK。
人TM往往不妒嫉陌生人的飞黄腾达,偏偏只嫉恨身边人的时来运转。尤其在模特圈与文化圈之中,原先并不以她为然的人,这回服气了,倒是原先肯定她的人,现在反而有些妒恨了,存心要唱对台戏似的,于是流言兴起,把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所干的坏事,统统栽赃到她一个人身上。他们都知道袁秋华时来运转,就是这时来运转把她变成活靶子人人瞄准,被竖起来站在戏台上做人偶,T场的戏台和文场的戏台,反反复复,明明暗暗,台上台下,场内场外的箭都射了过来。
袁秋华是个埋头做学问的人,社交并不广泛,朋友也不多,但反复被媒体曝光之后,就必要引起大众的关注了,她在私生活上的浪漫风雅,风流逸闻,也就很快上市了。这绝不是她的过错,没有传播这种事的习惯,是局外人无聊生是非,很有些人对这类事感兴趣,尤其是发生在艺术家身上的花絮。
一般读者对小说所述事实的兴趣,大大超过对小说意象本身的探究,他们十分热衷于考索小说中影指的真人真事,仿佛小说写了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故事,才有它存在的价值。他们不懂艺术上的真实,并非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是借助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抒发作者真实的感触。他们不在生活中找到小说所影射的真人真事,决不罢休。况且女作家未婚,我本人,是男作家,也未婚,两人隔墙而居,同吃同行,貌似同居迹象,不婚却不避嫌,不是很严萧,不是很谨慎,不甚检点,自然倍属关注。关于她的,关于我的,关于我们的,流言蛮语,整天如绿头苍蝇似的嗡嗡在耳,搔扰得当事人不得安宁。有个别人,甚至当面指责我们道德败坏,玩弄感情,伤风败俗。
听后,不禁哑然失笑,市面上流通的种种说法,未免过于牵强,妄加联想。我清楚有些人历来对打工者颇有非议,若是纯学术的争鸣,自然无可争议,可惜不全是这样。功是功,过是过,应一分为二,赏贬分明,出身归出身,文章归文章,不能因出身而否定其文章的成就。我明白袁秋华将外地人对当地人的所思所想,坦诚地抒发出来,义无反顾,难免招致一些人的曲解和忌讳。对于常人,这也难以苛责。私下里议论便没问题,但写下来便成了罪证。
只有肮脏的念头,没有肮脏的文学。文人老实地揭露人的劣性状,未必就是存心污毁祖宗和同胞,是否也要死死捂住头上的癞疤?就象阿Q那般不许人指点?社会明明存在偷鸡摸狗,是否也要拿圣贤礼义来粉饰?实情明明是腐败龌龊,是否也要对贪官污吏进行歌功颂德?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全在于不是按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来看事物,而是如实描写事物的本来面目。文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肯说真话,并不是爱写社会的坏事,也不是爱揭人的丑恶,良知使然,不得不说,职责使然,不能不写,写坏事只是希望不要重蹈覆辙,揭丑恶只是希望改邪归正而已。
文字后面的血泪,岂是没有心肝的人所能体味?对于不辩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妙的音乐也是毫无意义的;对于不懂文学的心灵来读,最真善美的作品也是诡辩遮丑的;对于不信爱情的眼光来看,最神圣的感情也是虚假伪装的。
诗经三百篇,圣贤一言以敝之,思无邪!
一部《红楼梦》雅俗共赏,雅者从中看到雅之雅,俗者从中看到俗之俗,但现实的问题是,俗者看过不能雅,雅者看过不会俗。无非就是这个样子。见微知著,风言风语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人心是一面镜子,无非是一个对文学认知的态度问题。事态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人的心,心大世界才大,心明亮世界才明亮,心邪,眼底尽收假丑恶,则这世界无所不邪,心正,眼中只见真善美,则这世界无所邪。其二,环境问题,无非是对作家成长的环境问题。如果由稍微有些文化素质的人评判,没人会有此高论,如果在北京,也不会沸沸扬扬发生这种议论。
言情小说涉及爱恨情仇,乍读倒似作者的亲身经历,或真情告白。造成这种错觉,凭证就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作,隐晦地借用了若干作者的发现,颇似自传体,然而笔下塑造的是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并不是作者的个体写真。凭我的眼光来赏析,自然明白袁秋华写的是小说,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新闻报道。作者是作者,人物是人物,龙是龙,马是马,怎能混谈?作者写“我”,也写“非我”,写皇上者就是皇上,写奴才者就是奴才,写土匪者就是土匪,写小偷者就是小偷,写娼妓者就是娼妓,岂不荒唐?小说只能当小说看,它免不了虚构,想象,编造,概括,综合创造。其文须虚实相半,乃文人游戏三昧之笔,不必问其有无也。难道写杀人犯,作者最好也去杀人?难道写失足女,作者还得去卖身么?
鲁迅先生写阿Q,鲁迅就是阿Q么?先生写阿Q,并不等于就是倡导阿Q的精神,也不等于就是要大家把阿Q当榜样来学习。至于是不是真有这回事,有没有借题发挥,读者就不必认真挖掘罢,更不必对号入座,辛苦劳神大可不必。至于文中种种细节叙述,小说家言而己,贾语村言罢了,姑妄写之,姑妄看之,祈求别有用心者,切勿追究事由也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愚谬的考证之风,不足取也。否则,被人卖掉,别人还要笑话,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省省心吧。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笔墨紧随时代。创作无疑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是作者表达对社会及其生活的一种方式,自身的一些观点,经验,阅历,体会又深藏文本之中。但文学也有逻辑的规范,主题的约束,存在决定意识,题材与作者的生活有关,内容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关,人物是作者的影子,或化身。然而艺术固然可以自由飞翔,合理地联想与想象,按自己之所得传述,但不能主观随意地无中生有。
流言与事实,稍加碰撞,就可燃爆丑闻,我们百口莫辩,只能宁用沉默,不理流言。人口封不住,我们拿议论没办法,有些生活细节不是不能澄清,而是没法澄清,根本就没人相信,只会白白辱没了人格,白白丢失了脸面。偏见深重,无端蒙冤,牵强附会,故意栽赃,俗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愿别人超过自己,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吃吃喝混日子,是是非非毁才子。非议不止,还想他人吃官司,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他人不遭殃,唯恐显不出他的恶毒来!
人言可畏啊!舆论的压力,往往超乎人的想象,它能将一个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严重影响到人的正常生活。
对所有问询者,考证者,刺探者,不平者来说,我们的辩驳,或解释,一句都不信,依然议论不休,猜测着,怀疑着。我们沉默着,躲闪着,知道一切又隐忍一切,并不一定是大彻大悟,也不一定是大智若愚,反而是一种无力诉说的心境。面对恶意的伤害,辩驳是愚蠢的,面对无意的伤害,解释是多余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没有世间的喧嚣和繁华,人心的凉薄和寒暖,又怎能衬出文学那原本苍白的朴素与落寞?
生活中的袁秋华乐观开朗,比男子还豪爽,还侠义。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柔软弱小,哪怕是骄傲的,然而那骄傲也是小女人式的,更像是她们在自己脆弱梦境,与沉重现实间苦心经营的一道堤防。她们对人生的打量,既带着浓厚的虚无之感,同样也充满着惶惑不安的不可置信和怀疑。她笔下那些打工者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并不是没有问题,但需要生活历练,慢慢来改进,这就是成长的蜕变之痛。或许那只是弱势的群体,面对巨大的不可把握的外部世界的本能反应,如同受惊的鼹鼠,只想退缩在狭小的洞穴中,守住最后一点的安稳!家庭,工作,能力,才是实际可靠的,也是符合生活和社会需求的,恐怕这也正是她们的人生态度吧!
小说创作不是超越性的,而只是对生活真实的白描,没有人生意义的完成,也没有思想境界的升华,有的只是沉重的宿命和现实的无力,然而连那宿命与无力都只是徒显着时间的白云苍狗。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在于旁观者的在场及介入,而每个人的遭遇与往事,都只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关注度的缺乏,被漠视的角落,将人生原本的悲剧含义也消解得一干二净,余下的只有一片顾影自怜的苍凉。
袁秋华的作品似乎流露着女性关怀,但那更像是一种同为女性的情感本能。她显然有要替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同胞们,充当社会代言人的野心。对自己笔下的,那些无疑处于弱势者地位的外地人,她表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同情与悲悯,不如说更像是同类命运者的同病相怜。她的姿态,并不是先觉者对后进者的居高临下,而是一种在对等,平等,诚信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沟通,又刻意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游荡于故事的视线之外,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着一出出世俗人生的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