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到了后期，驻在现在河北一带的日军看起来更像是乞丐，行事也像乞丐。已经不敢像刚开始那样搞什么三光政策了，跑到家里来伸手讨点吃的，你给了他就千恩万谢。穷凶极恶变成了点头哈腰，说到底还是这个小日本的“小”字在作怪，这就是国力不足的后果。冈村宁次这个老鬼子，制作了很多棍子名字很好听，叫“亲善棒”。公开宣布，老百姓可以棒打欺负自己的鬼子兵。干什么？还不是慢慢就不敢来硬的。
实际上欧美军事专家都认为，日本自从日俄战争获胜之后，它实际上是退步的。日本因为没有参加一战，所以各种因为一战所掀起的军事大革命它的反应非常迟钝。大家都听说过欧洲的各大参战国在一战之后的军事变化有多大，日本陆军实际上对于这些新变化已经有点跟不上了、落伍了。这就是我们说过的，中国军官们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实日本军队照样也存在。30年代初任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的金谷范三大将就说过：“帝国因于欧洲大战，未尝实际参加，是故对此新式军器之设备，颇感有落伍之惭。”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陆军又因为不断跟弱敌交战又不断胜绩，所以一方面变得极度狂妄、骄傲自大；另一方面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日本陆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出现了浓厚的唯意志论倾向，即过份夸大人的体力、精神力在战争中的作用。迷恋于用士兵的近身接战和白刃格斗战胜对手，但同时却漠视军事技术的更新和战备物资的保障。而且刻意贬低武器因素，试图以精神力量弥补物质不足，以拼命主义代替科学指导。
这当然也是没办法，没钱你不强调精神刺激，那还打个屁仗？在日军的作战中，给士兵吃兴奋剂是司空见惯的行为。虽然二战时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军队都有给士兵服用兴奋剂的行为，但好像只有日军把兴奋剂作为军队标配。这种外包装标得好像食品的东西，统统由军医保管，遇到需要攻坚或者长时间作战的时候，这个就是杀手锏。让士兵不知道饿、不知道困、不知道怕、甚至不知道疼，就是日军军官的大部分任务。
日军的这种训练和纪律实际上已经到了疯狂的边缘，这是整个日本民族整体疯狂的集中表现。在淞沪战场上拼杀的杨柏嘉，跟孝真、胡辰阳他们谈得最多的，就是特别怕日本兵的一点。不是怕他们枪打得特别准，也不是怕他们掷弹筒打得特别刁钻，更不是怕他们拼刺刀特别厉害。这些都是日本兵的长处，但打出真火的杨柏嘉他们，早就忘了一切畏惧了，这些又算个屁。
那他们特别怕什么？用胡辰阳的话来说：格老子的这不是跟小鬼子打仗，这硬是跟鬼打仗。还不是一般的鬼，这是龟儿子的僵尸鬼。
也难怪胡辰阳心有余悸。这些鬼子冲锋的时候，既不喊天皇满赛，也不喊杀给给，就是那样一声不吭跑得飞快。
更瘆人的是，你跟他对刺，他也一声不响。哪怕你戳他一刀，血流的汩汩的，他还是一声不吭。胡晨阳说格老子莫不是在打鬼，他说有时候捅着捅着他恨不能丢下枪跑开，这龟儿子太瘆人了！
实际上经费短缺的日本陆军，不得不夸大精神力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们实际上已经走上了邪路。比如绪方胜一大将就认为：“吾人纵使不幸未得精良之兵器以供使用，日本军队以前所成就之胜利乃成就于吾人精神上之道德力量，吾人对于天皇之忠诚，吾人之爱国心及高尚纪律。”
荒木贞夫大将也宣称：（皇军）“真正使命系弘布和宣扬皇道以达于四海。力量不足非我等介意之事，吾人何必忧虑物质之事。”
类似于这种“数量要用训练来抵挡，钢铁要用肉旦来碰撞”等等这样的妄语，在日本陆军中简直比比皆是。实际上说穿了这些思想仍然还停留在一战以前、也就是1914年之前的水平——换句话说跟迷信万岁冲锋的中国军官相比，两支军队并没有质的差别。只不过中国军队的炮火较弱，步炮协同、步坦协同比较差而已。
日军的这种疯狂就体现在毒气的频繁使用上。所谓大日本皇军攻无不克的威名，一方面系于日军远强于我军的炮火，另一方面毒气弹就是日军的杀手锏。八年抗战日军使用毒气弹的作战次数，总共达到2,154次。全面侵华前四年是逐步增高：37年37次；38年498次；39年523次；40年341次；41年305次。42年以后才慢慢开始减少。实际上只要攻不动了，必用毒气开路，这就是日军所谓的战无不胜。
说穿了，为什么抗战从第二年开始日军毒气弹的使用次数节节攀升，从反面就说明中国军队的军事能力在稳步提高。37年我们还有点一溃千里，但从38年起日军的仗就越打越难打，它不用毒气弹就没办法保证打胜。
为什么我要说日军输不起呢？一是兴奋剂，二是毒气弹，您说大日本皇军是不是输不起？是不是已经疯了？
我以前说过，日本军队是把精神力练到了极致。无论什么事情，一到了极致总归是了不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日军的战斗力就显得很厉害，实际上对于真正的军事家来说，一眼就能看穿日军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别看日本陆军一直高歌猛进，但日军的弱点还是在陆军。在陆军的哪里？就是它的持续补充能力。所以说，把战场引向南方，实实在在的是一个败笔。
整个淞沪会战，日军投入总兵力大约在28万以下，重炮300多门，战车200多辆，飞机300多架。平均下来每1，000人配有1门重炮、1架飞机，每1，500人配有一辆坦克。
这是一个什么水平？看看后来的柏林战役，250万苏联红军，平均每250人配有一门重炮，400人配有一辆坦克，333人配有一架飞机。
说穿了，小日本也就是能欺负欺负我们。但同时也说明，国军除了打得非常英勇，军事上完全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我在前面引用的国府告同胞书中所用的非常煽情的语言，除了夸耀这种英勇又有什么呢？我对于很多历史书谈到淞沪战役必提这一点，实在是有些无语了。老祖宗早就教育我们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因为你败都败了，再吹自己有多勇敢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还总是要强调自己有多么多么勇敢，这除了一点点死要面子还有什么呢？
所以说只要认真分析，这个所谓的扭转敌人的进攻方向的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但为什么这个说法现在很流行？这是因为在淞沪会战失败之后，国民党（以陈诚为代表）把这一点作为淞沪会战的主要意义，曾经大肆宣传。
陈诚会这样说当然是为江结時遮羞的，要不然如何解释江发起这一战的理由。实际上不是我贬低陈诚，他到最后也没有认识到淞沪之败的真正原因。陈诚后来说起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此役投入兵力数倍于敌仍然失利，并且伤亡人数也数倍于敌，最大原因就是装备不如日方，人海战术毕竟难敌火海战术。”
陈诚还认为，照原本编练德械师的进度，只要推迟两年开战，我方可以完全把握主动。意思就是到时候我们可以压着日军打，大家听听这是不是真正认识到问题所在了？说实话陈诚的这种观点何尝不是江结時的心里话，也再一次说明国军军事思想的癌症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到现在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为这场会战所做的种种辩护之词了。这当中最流行的就是这个扭转日军进攻方向的论调，这是当时百里先生提出这项建议時所持的观点，当时委座“不置可否”。
但后来打败了，而且损失极为惨重，那就要找一个在上海打仗的理由。所以国府就提出了这个结论，由此总结淞沪会战的意义就是，虽然败了，但是我们成功的扭转了敌人的进攻方向。这是后来国民党长期所持的观点，后来大陆开始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战，所以大陆也原封不动的把这个理由照搬了过来，成为淞沪会战的伟大意义之最重要的。
要我说，以前否定国民党抗日本身就不对，但现在把国民党为淞沪会战所做的掩饰之词照搬过来更加错误。扭转本身是多么无聊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只能说淞沪会战是江结時在抗战中所犯的一个大错误。在军事上，一场战役是胜是败，可以包含两种评价标准：一是直接的后果，比如上海是守住了还是丢失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淞沪会战无疑是败了。
但还有一个更宏观的标准，就是哪一方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哪一方胜。这个标准就大有文章可做。为什么呢？因为可以根据这个标准来讳败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