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礼部的事不是没的可说。年节过后，掌院都御史马文升评论道：“议正祀典，多少文学之士在做文章，难道就不值得一提？就算一定要说刑部的事，继晓之诛就不值得一提？这个于肃忠，他就是持才自傲，一开始就想把话题引到杨承芳身上。”
继晓，湖广江夏僧人，与大太监梁芳沆瀣一气，在大行皇帝时祸乱朝政，被视为妖僧。成化末年，他已经被罢官为民，去年六月，科、道官重新追究他的罪状，将他下狱，并于十一月处死。
“于肃忠可非同寻常，他可是和太子殿下称兄道弟，能饮几盅酒的人，负图先生怎么也要琢磨他？”右副都御使冯贯笑道。
右佥都御史边镛却说：“我倒觉得，几个有为少年是在立志。”
边镛字克振，北直隶任丘人。他和马文升差不多同时步入仕途，但马文升是进士出身，他是举人出身，所以后来的迁转大为不同。说实在话，他能升为都察院堂官，已经是不拘常格。也许正因为出身不同，他对官职的高下反而不那么看重，心里有话，在都御史面前，在副都御使面前，即使在太子面前，都敢于直言。
“立志？”马文升想想，说，“这话也有道理。”
“太子殿下、于肃忠和刘健既称云中三凤，志向早有，何须以此方式来立？”冯贯不以为然。
“云中三凤到底是外人的称呼，他们自己的志向如何，可不是凡夫俗子能考量的。”边镛坚持己见。
“莫争，莫争！”一人坐在一边，马文升正好从中间劝阻，“几个少年一味说别人的事，我们几个老家伙也一味去说别人的事吗？”
冯贯忍不住想笑：“在负图先生和克振先生面前，充其量，我只是个大家伙而已。一个大家伙愿意奉陪两位老家伙，计议论自家的事。”
马文升、边镛都被他逗乐。
“大用先生有没见过太子殿下？”马文升问。
“见过。”冯贯答道，“负图先生告诉我，与太子殿下可以一谈；我和殿下相见，果然是人中龙凤，当世难得之骄子。”
“殿下与你说些什么？”马文升问。
“殿下说，虏贼皆在河套，近边墙居住，日以涉猎为业。”冯贯开个头。
边镛打断他：“涉猎为业，那是虏酋的辩解之词。”
“是，殿下也是这么说的。”冯贯道，“殿下说，近日由通事回话，说并不想做贼抢掠，明春还要来进贡。胡虏为患，自古而然，势盛则抢掠，势衰则北遁。多年以来，东则在大同、宣府，西则在延绥、宁夏，再西则在甘州、凉州，追逐水草，不时出没。此虏贼之常态也。”
“不过，可虑者不在于虏贼不时出没之常态，而在于彼此势力之消长。”马文升显然对此已思索良久。
“此乃陛下经国者所虑，非边鄙下吏所能虑及。”边镛说。
“这话不对。”说话者正是太子朱佑堂，只见他边说边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刘宁、余子俊和谢迁。
“以今日虏势论之，部落分散，固不足深虑；但我武备不振，屯粮不足，则在所当忧。”马文升三人看太子殿下来访，忙起身行礼。请佑堂坐下。
佑堂谦虚回礼，上座。
继续道：“一个不足深虑，一个在所当忧，正是我等要筹划的。”
“卑职这倒要请教，既不足深虑，为何还要筹划？”边镛问。
佑堂点点头，示意他问得好。并解释说：“不足深虑，并非全不足虑。
成化四年，鞑靼首领阿乐入居河套，犯我边境。朝廷命将征剿，阿乐为缓我大军，遣人进贡。
我还记得，贡使行进的路线，是入偏头关，经大同，赴京师。当时，朝廷对贡使甚为优渥，赏赐高于常典。
谁知贡使一回河套，虏骑又大举寇边，肆意劫掠，朝廷仍不得不用兵。到成化九年，将其驱逐，才宁静一些日子。虏势分散，这是一个例子。
朝廷大兵集结，驱除不难，故不足深虑。但虏贼反复无常。加之以兵，则声言进贡；假以颜色，则复扰边。
一部虏贼，竟要用五年时间，才得以逐出，众位说，朝廷可以掉以轻心吗？”
“殿下说宁静一些日子，实在是很短的一些日子。”边镛补充说，“不久，该部又进入河套，其他一些虏酋也渐次入套。”
“亏得各部仇杀，不然，早就不是不足深虑。”冯贯也说。
“而今虏势又有所不同，”佑堂再深说一层，“往年虏贼入套，是在冰结之后。
其时，野草焚烧将尽，马无所食，不得久居，故入而复出。今虏贼声言明春进贡。
贡使行进路线，不外仍是发自榆林，入偏头关，经大同、赴京师。贡师经河套，大部岂能不尾随？
贡使越过大同，大部则停留河套。他们说候旨，边臣如何处置？不准，则阻其向化之心；准之，则彼趁水草肥沃之际，从容就牧。
那时虏贼人众马壮，再想驱除或不可能。河套之虏不可不忧，在于此。”
一旁的刘宁、余子俊和谢迁向佑堂投向了膜拜的眼神。
马文升、冯贯、边镛听他一番剖析，都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