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京“城高二丈，……幅员二十七里。……其北谓之皇城，……中有大内。……大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华西华。……通内出入之所”。城正南街两侧为各司衙寺观国子监，孔子庙及二仓。天雄寺与八作司相对，均在大内南。“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市容整备，其形制已无所异于汉族。然至圣宗开泰五年，距此时已八十年，宋人记云“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然则辽上京制度，殆始终留有其部族特殊尊东向之风俗。
辽阳之大部建设为辽以前渤海大氏所遗，而大氏又本唐之旧郡，“拟建宫阙”。辽初以为东丹王国，葺其城，后升为南京，又改东京。“幅员二十里，共入‘门’，……宫城在城东北隅……南为三‘门’，壮以楼观。四隅有角楼，相去各二里。宫壤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大内建二殿。……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驸马寺铁幡竿在焉”。
今辽南京古冀州地，唐属幽州范阳郡；唐末刘仁恭尝据以僭帝号。石晋对地入于辽。太宗立为南京，又曰燕京，是为北京奠都之始。城有八‘门’，其四至广阔，虽屡经史家考证，仍久‘惑’后人。地理志称“方三十六里”，其它或称二十五里及二十七里者。或言三十六里“乃并大内计度”者，其说不一。
但燕城令人注意者，乃其基址与今日北京城阙之关系。其址盖在今北京宣武‘门’迤西，越右安广宁‘门’郊外之地。金之中都承其旧城而展拓之，非元明清建都之北京城也。今其址之北面有旧城及会城‘门’村等可考。其东南隅有古之悯忠寺（今之法源寺）可考，而今郊外之“鹅房营，有土城角，作曲尺式，幸存未铲；有豁口俗呼凤凰嘴，当因辽城丹凤‘门’得名”，乃燕城之西南隅也。今日北京南城著名之海王村琉璃厂等皆在燕城东壁之外。
辽太宗升幽州为南京，初无迁都之举，故不经意于营建，即以幽州子城为大内，位于大城之西南隅；宫殿‘门’楼一仍其旧，曲州经安史之徒，暨刘仁恭父子割据僭号，已有所设施，如拱宸‘门’元和殿等，太宗入时均已有之。太宗但于西城颠诏建一“凉殿”，特书于本纪，岂仍循其“西楼”遗意者耶？
南京初虽仍幽州之旧，未事张皇改建，但至“景宗保宁五年，‘春’正月，御五凤楼观灯”，及“圣宗开泰驻跸，宴于内果园”之时，当已有若于增置，“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其时市坊繁盛之概，约略可见。
及兴宗重熙五年（公元一〇三六年）始诏修南京宫阙府署，辽宫廷土木之功虽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图则多雄伟。迨金世宗二十八年（公元一一八八年）距此时已百五十余年，而金主尚谓其宰臣曰：“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
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其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
辽代建筑类北宋初期形制，以雄朴为主，结构完固，不尚华饰，证之文献实物，均可征信。今日山西大同应县所幸存之重熙清宁等辽建，实为海内遗物之尤足珍贵者也。
《中国建筑史》第六章宋·辽·金部分第四节金之都市宫殿佛寺金之先，出靺鞨，古之肃慎也。唐初，其黑水一部曾附高丽，其后渤海强盛，契丹又取渤海地，乃附属于契丹。其在甫者号熟‘女’真，在北者不在契丹族，号生‘女’真。金太祖之先，已统一部落，修弓矢，备器械，日臻强盛，不受辽籍。至太祖败辽兵，招渤海，乃建号称大金。收国元年（公元一一一五年），更节节进攻。数年之间，尽得辽旧地，进‘逼’宋境。
金建会宁府为上京，“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寨”，当尚为部落帐幕时期。及“升皇帝寨为会宁府，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核草创，居民往来，车马杂遝，……略无禁制。……‘春’击土牛，父老士庶皆聚观于殿侧”。
至熙宗皇统六年（公元一一四六年），始设五路工匠，澈而新之，规模虽仿汴京，然仅得十之二三而已”。
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宋使贺金太宗登位时，所见之上京，则“去北庭十里，一望平原旷野同，有居民千余家，近阀北有阜园，绕三数顷，高丈余，云皇城也。山棚之左日桃园‘洞’，右日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宫，高五七丈，建殿七栋甚壮，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土坛方阔数丈，名龙墀”。类一道观所改，亦非个原州县制度。其初即此乾元殿亦不常用。“‘女’真之初无城郭，国主屋舍车马……与其下无异，……所独享者唯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处栽柳以作禁宫而已。殿宇绕壁尽置火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坐于炕，后妃躬‘侍’饮食”
金初部落‘色’彩浓厚，汉化成分甚微，破辽之时劫夺俘虏；徒辽豪族子‘女’部曲人民，又括其金帛牧马，分赐将帅诸军。燕京经此洗劫，仅余空城。既破坏辽之建设，更进而滋扰宋土，初索岁币银绢，以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归宋。既盟复悔。乃破太原真定，兵临汴京城下，掳徽钦二帝北去。所经城邑‘荡’毁，老幼流离鲜能恢复。至征江淮诸州，焚毁屠城，所为愈酷。终金太宗之世，上京会宁草创，宫室简陋，未曾着意土木之事，首都若此，他可想见。
金以武力与中原文物接触，十余年后亦步辽之后尘，得汉人辅翼，反受影响，乃逐渐摹仿中原。至熙宗继位，稍崇仪制，亲祭孔子庙，诏封衍圣公等。即位之初（公元一一三五年），建天开殿干爻刺，此后时幸，若行宫焉。上京则于天眷元年（公元一一三八年）四月，“命少府监……营建宫空”，虽云：止从俭素”，“十二月言成”，为时过促，恐非工程全部。此后有“明德宫享太宗御容于此，太后所居”；“五云楼及重明等殿成”；又有太庙，社稷等建置。皇统六年，以“会宁府太狭，才如郡制，……设五路工匠，撤而新之”。天眷皇统间，北方干戈稍息，州郡亦略有增修之迹，遗物中多有天眷年号者。
自海陵王弑熙宗自立，迄其入汴南征，以暴戾遇刺，为时仅十二年，金之最大建筑活动即在此天德至正隆之时（公元一一四九—一一六—年）。
海陵既跋度狂躁，对于营建惟求侈丽，不殚工费，或“赐工匠及役夫帛”，或“杖提举营造宫”，所为皆任‘性’。天德三年，“诏广燕城，建宫室，按图兴修，规模宏大”。贞元元年，迁入燕京，“称中都，以迁都诏中外”。以宋之汴京为南京，大定为北京，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乃迎太后居中部寿康宫；增妃嫔以实后宫，临常武殿击鞠，登宝昌‘门’观角抵，御宣华‘门’观迎佛；赐诸寺僧绢。园苑则有瑶池殿之成，御宴已有泰和殿之称，生活与其营建皆息息相关。又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簏。正隆元年，奉迁金始祖以下梓宫葬山陵，翌年，“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削上京号，“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既而慕汴京风土，急于巡幸，于正隆四年（公元一一五九年），复诏营建宫室于南京。
汴京烽燧之余，蹂躏烬毁，至是侈其营缮，仍宋之旧，勉力恢复。“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但海陵虽崇饰言阙，民间固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各刹若大相国寺亦“倾檐缺‘吻’，天复旧观”。汴都此时已失其政治经济地位，绝无繁荣之可能。
中都宫殿营建既毕，又增高燕城，辟其四面十二‘门’，广辽旧城之东壁约三里，世宗以后均都于此，与宋剖分疆宇，升平殷富将五十余载，始遭北人兵燹，其间各朝尚多增置，朝市寺观日臻繁盛。
初海陵丞相张浩等，“取真定材木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制度实多取法汴京。皇城周回“九里三十步”，则几倍于汴之皇城，而与洛阳相埒。自内城南‘门’天津桥北之宣阳‘门’至应天楼，东西千步廊各二百余间，中间驰道宏阔，两旁植柳。有东西横街三道，通左右民居及太庙三省六部。宣阳‘门’以金钉绘龙凤，“上有重楼，制度宏大，三‘门’并立，中‘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应天‘门’初名通天‘门’，“高八丈，朱‘门’五，饰以金钉”；宫阙‘门’户皆用青琉璃瓦，两旁相去里许为左右掖‘门’。内城四角皆有垛楼。宣华，‘玉’华。拱宸各‘门’均“金碧翚飞，规制宏丽”。
“内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楼阁倍之”。其正朝曰大安殿，东西亦皆有廊庑，东北为母后寿康宫及太子东宫（初称隆庆），大安殿后宣叫‘门’内为仁政殿，乃常胡之所，殿则为辽故物，其朵殿为两高楼，称东西上阁‘门’，“西出‘玉’华‘门’则为同乐园，若瑶迫、蓬瀛、柳生、杏村在焉”，宫中十六位妃嫔所居略在正殿之西；宴殴如泰和神龙等均近鱼藻池，后苑亦偏宫西，一若汴京。辽时木有楼阁球场在右掖‘门’南，经金营建，乃有常武殿等为击球习‘射’之所。太庙标名衍庆之宫，在千步廊东。金庭规制堂皇，仪卫华整，宋使范成大，虽云“前后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经”，但亦称其“工巧无遗力”。
中都外城市置，尤为特异。金初灭辽，粘罕有志都燕，为百年计，“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地堑，一如边城。……穿复道与内城通……”。
海陵定都，‘欲’撤其城而止，故终金之世未毁。世宗之立，由于劝进，颇以省约为务，在位二十九年，始终以大定为年号，世称大定之治。即位之初，中都已宏丽，不‘欲’扰民，故少所增建。
元年（公元一一六一年）入中都，“诏凡宫殿张设，毋得增置”。三年又敕有司“宫中张设，毋得涂金”，有诏修辽东边堡，颇重守御政策，即位数年，与宋讲好，国内承平，土木之功渐举，重修灾后泰和神龙宴殿，六年幸大同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诏主僧谨视；有护古物之意。大定七年，建社稷坛；十四年，增建衍庆宫，图画功臣于左右庑，如宋制。
十九年，建京城北离宫，宫始称大宁（后改寿宁、寿安〕，即明昌后之万宁言，章宗李妃“妆台”所在。瑶光台，琼华岛始终为明清宫苑胜地，今日北京北海团城及琼华塔所在也。二十一年。复修会宁宫殿，以甓束其坡。二十六年，曾自言“肤尝自思岂能无过，所患过而不改。……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自今不复作矣”。
二十八年盛誉辽之仁政殿之不尚虚华，而能经久，叹曰：“……今土木之工，灭裂尤甚，下则吏与工匠相结为‘奸’，侵克工物；上则户工部官支钱，度材，惟务苛办；至有工役才华，随即欹漏者；……劳民费财，莫甚于此。自今体究，重抵以罪”。海陵专事虚华，急于营建，又辽宋劫后，匠师星散，金时构造之工已逊前代巨构甚远，世宗固已知之。
大定之后，惟章宗之世（公元一一九〇—一二〇八年），略有营造，大者如卢沟石桥，增修曲阜孔庙，重修大同善化寺佛像，及重修登封中岳庙等普遍修缮之活动。赵州小石桥至今仍存，亦为明昌原物。至于中都宫苑之间，章宗建置多为游幸娱乐之所。常幸南园‘玉’泉山，香山。北苑万宁宫尤多增设。瑶光殿之作，后世称章宗李妃妆台。琼华阁及绛捎翠霄两殿，亦为大定后所增。“宸纪郑氏又尝见白石，爱而辇归，筑崖‘洞’干芳华阁，用工二万，牛马七百”，贻内‘侍’余琬以艮岳亡国之讽。
章宗末季，南与宋战，北御元军，十年之间，迫事愈频，承安之后，已非营建时代。卫绍王继位，政‘乱’兵败，中都被围，“城中乏薪，拆绛绡殿，翠霄殿，琼华阁材分给四城”。距燕京城破之时（公元一二一五年）已不及三年，卫绍王废，宣宗立，中都危殆，金室乃仑皇南迁。都汴之后，修城葺库，一切从简，无所谓建设。
及元代之朝，日臻隆盛，金之北方疆土尽失，复南下入宋，以图自存。迄于金亡，二十年间，中原中部重遭争夺，城邑多成戎烬之余，宋辽金三朝文物得以幸存至今者难矣。幸辽金素重佛法，寺院多有田产自给，易朝之际，虽遭兵燹，寺之大者，尚有局部恢复，而得后代之资助增建者。今日辽宁，河北，山西佛寺殿堂及浮图，每有辽金雄大原构渗与其中，已是我国建筑遗产重要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