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和慈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慈禧本人，又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呢？
关卓凡考诸于史，有这么个看法：原时空的御姐，再怎么能干，说到底并没有真正具备完整的“改革”意识。
这不是慈禧一个人的问题。
“改革”的前提，是真心实意的承认自己落后了，并且是全方位的落后 ” 。原时空，“同光中兴”的数十年，清朝的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人才辈出，但几乎没有人，肯真正戳破这层窗户纸，不论是在台面上，还是在私底下。甚至，静夜独处，以口问心之时，大约亦如是。
因此，就弄出了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说法，最多是承认“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可是，尺再短，寸再长，尺不也比寸长吗？
这个说法，是保守派能够接受的极限，于是，改革派就只能在“寸有所长”上下功夫，顾不上自己“尺有所短”了。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就只能在新旧两派的夹缝间，勉强蹒跚前进。
关卓凡并无意苛责前人。以中国体量之巨，文明制度惯性之大，在没有任何成功模板指的是老大农业国成功蜕变为近现代工业国可以学习的前提下，慢慢摸索前进，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我们没有可能不支付不断试错的代价。
不然，即便大方向走对了，可如果步子迈得太急、太大，不但会扯着蛋、撕着胯。会摔跤、翻车。甚至会一个收掣不及。滚下悬崖，粉身碎骨，再无翻身之日。
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历史现实，不要太多。
关卓凡发现，二十一世纪，多少在网上痛斥晚清统治者“丧权辱国”的愤青。骨子里其实保守得可怕。不要说改革制度了，就是一个称谓、口号的变化，都能够引起他们铺天盖地的反对。理由嘛，说到底，无非“我泱泱明器物，啥没有啊？为什么要求诸野蛮腥膻之外夷？恶心！”
这种口吻，和“不可变乱祖宗成法”，有任何区别吗？这种人，如果生在晚清。百分百会成为改革的最有力的反对者，成为他们痛心疾首的“丧权辱国”的真正始作俑者。
嗯。混得好的话，拿来做清流，可能是好材料啊。
改革？真心难！
略略走题了，回到慈禧身上。
在缺乏真正的改革意识的同时，慈禧也缺乏基本的工业化概念。
“基本的工业化概念”，大约比“真正的改革意识”还要难，关于工业化的许多概念，大多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并不十分明确。
近现代工业这个东东，在晚清统治阶层的脑海中，由始至终，没有完全脱出“奇技淫巧”这个路子。
曾国藩曾经跟关卓凡说过：“今视洋务，有事有权，权则操之总署，事则不离口岸，而口岸之中，则又以上海为重。”话里的意思，跟关卓凡当时所想，完全一样京城保守势力强大，不是办洋务的好地方，真正推动洋务的发展，还要靠地方上的自强。
但是，那是他“当时”的想法，现在的局面，和“当时”已经大不相同。
一方面，他已经领袖中央机枢，掌握了洋务的领导权；另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发展，洋务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保守派的，也有了初步的变化。
洋务不可能永远只在几个沿海“窗口”发展，欲进一步推动洋务，使之深入发展，并行之于全国，“大脑”最高统治者的观念的转变，这个改革成功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不容继续回避了。
那么，如何帮助最高统治者慈禧转变观念呢？
一言以蔽之：走出深宫，睁眼看世界！
用最直接、最强烈的视觉、听觉之感官刺激，叫御姐明白：人家在哪里？咱们在哪里？距离有多大？理想如何丰满？现实又如何骨感？可不可以闭上眼睛不承认落后？可不可以不改弦更张奋起直追？
乃有“太后阅兵”天津之行。
关卓凡相信，在“冠军号”巍峨庞大的钢铁身躯面前，最保守、最卫道的人，也无法免于震撼，也不能对着这“灭国之威”，说：这只是“奇技淫巧”。何况，圣母皇太后本来就天资聪颖，本来就是这个时代最聪明的人士之一？
原时空，慈禧晚年的昏聩，实在是：本来就“读书少”、见识少，又长期幽居深宫、耳目闭塞再聪明的人，不学习，不和外界接触，时间长了，也必然要和时代脱节；年纪大了后，脑子也必然会变成一团浆糊的。
慈禧的的反应，比关卓凡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好：小站阅兵、演炮，已经做了足够的铺垫，慈禧和“冠军号”第一次邂逅，在关卓凡未做任何实质引导的情况下，御姐就萌生了最朴素的工业化概念她本能地开始计算、思考钢铁产量和国力、军力之间的关系了。
之后，关卓凡向慈禧介绍橡树于成就英国海上霸权之重大意义时，由橡木而转钢铁，慈禧的思路随之变化，毫无滞碍，自然而然，进一步加强了“钢铁立国”、“钢铁强军”的观念。
等到“冠军号”舰艏一百一十磅“阿姆斯特朗”后装线膛炮一声怒吼，御姐整个人，都被卷入了工业革命的炽热硝烟，一刹那间为之窒息的她，恢复了呼吸之后，便再也无法从这条钢铁大道上后退了。
另外，近现代生活方式的享受，也对慈禧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每一种生产力对应着一种生产关系，同时，也对应着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进入了新的生活方式的人，本能地会支持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关卓凡以为，论生活质量的绝对值，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小白领，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一位十九世纪中叶的皇帝。
首当其冲的，是抽水马桶。
要排座次的话，关卓凡认为，抽水马桶绝对位居工业社会生活方式和农业社会生活方式分野之第一位，电啊、火车啊、汽车啊、自来水啊神马的，都得往后排。
不能想象，用开了抽水马桶的人，怎么可能还用得惯传统的“夜香”？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啊。
抽水马桶之外，官港行宫的暖气之设，暖意均匀，包裹全身，又无一丝烟火之气，实非传统的“地龙”可比。
一拧开来即送出冷、热水的“水龙头”，更是可和抽水马桶媲美的“大杀器”。
明亮耀眼的煤汽灯和煤油灯，照亮黑夜如白昼，以前用开的蜡烛，万万不如了。
还有，坐上去、躺下来，似硬实软、欲拒还迎的大床和“梳化椅”，其舒心畅意之处，亦不是硬木板铺上棉褥垫子能够相提并论的。
另有不少细节，譬如，那种松软厚实的面巾、浴巾，比之慈禧以前使用过的各种丝棉巾帕，好用的太多，给御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关卓凡没有放过任何“道具教学”的机会，他对圣母皇太后说，这种“毛巾”，乃是用蒸汽织机织就，咱们自己的手操织机，是织不来的。
“咱们中国有四万万人口，这个‘毛巾’，假如一人一条，就是四万万条。‘毛巾’不能用一辈子，换一条，又是四万万条！太后请想一想，这是多大的生意？还有，织这一个又一个‘四万万条’毛巾，要多少台蒸汽织机？制造、运作这许多蒸汽织机，又要开多少铁矿、煤矿？这许多工厂，能够给朝廷缴纳多少税银？又能够请多少工人、养活多少人家？”
“一边儿国库充盈，一边儿老百姓有工做、有饭吃，太后请想一想，那不就是太平盛世？纵有洪、杨之流，又如何能够蛊惑人心，叫老百姓放着好好儿的日子不过，跟着他们去发疯寻死？”
御姐听得怦然心动，同时又不由有些恍惚：怎么，就这么简简单单一条“毛巾”，居然变戏法似的，变出了后边儿这一大堆物事来？
关卓凡笑着说道：“回太后，其实还不止呢！这‘毛巾’，不是织出来就好了，还得漂白、印染，因此，做一条‘毛巾’，除了织机，还要漂机、染机同织机一样，这漂机、染机，亦由蒸汽驱动，也是铁造的，也是要吃煤的！”
“于是，就要开更多的矿！”
“还有，漂、染，不要漂剂、染料？太后请看，这又是一大块儿的生意！”
“这个情形，洋人称之为‘产业链’，意思是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拿咱们的话来说，就是鸡生蛋，蛋生鸡，鸡又生蛋，蛋再生鸡，循环无穷一条简简单单的‘毛巾’，真的可以造出一个绝大的局面来！”
总之，明里暗里，关卓凡反复给慈禧灌输这么一个概念：官港行宫里的一切新鲜享用，冲水马桶、暖气、水龙头、煤气灯、煤油灯、梳化椅、弹簧床、毛巾，等等等等，后面都有一个吃煤、喷烟、冒汽的庞大体系，在无日无夜、无休无止地运作着。
你要长时间地保持这些享用，你就得把这一套体系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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