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这场景没能持续多久。百度搜索(飨)$(cun)$(小)$(说)$(網)ＸiａngｃunＸiａoｓhuo.ｃom突然有一天，教我写“川”字那老地主死了，投我家楼后二百米处的辽河自杀了。那几天，冯棠夏整天低着头，表情严肃，什么话也不说。同学们因为她有个罪恶的姥爷，都不理睬她。
一天上课时，她和同桌的女同学发生了口角，我听到那女同学情急之下，提到了她那地主姥爷，说是“畏罪自杀”。
冯棠夏趴在课桌上，放声大哭。
我的班主任刘老师，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问明原因后，当众喝令小夏不准哭。还要她同反动姥爷划清界线，说是地富本也有罪，自尽是加重了罪行，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并停下了课程，让全班同学讨论发言。几个积极分子举手，站了起来，说小夏平时就有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证据是从不穿有补丁的衣服，扫地的时候还嫌脏，打洋伞什么的。
刘老师一脸严肃地指名让我发言。
天哪！我也是地主的孙子，我又怎么能批邻家的女同学！我站起来，低着头，一声不吭。老师启发我，“你说，冯棠夏身上有没有资产阶级小姐气味？”
我哪里闻过资产阶级小姐的气味呀？我在老师强大的淫威下，不得不小声说“有”。在我心底里，我是喜欢小夏的，可我还是落井下石，又说了几句对她不利的话，不说不行啊！我发言后，刘老师又叫起个女同学，让她发言。这女同学眼睛看着窗外，一句话不说。老师命令她“把脸转过来，说说你的想法”。她开口说“没有想法”。“你怎么能没有想法呢？”这女同学平静地回答说“没有”。老师有些气急败坏，带有羞辱地问她：“你家什么成分？”真想不到，这女同学抬着头，看着老师，大声回答“地主”。哈哈！同学大笑。“你出去，别上课了。”老师把她赶出了教室。看着她的背影，我真为刚才的发言羞愧。如果老师让我在她之后发言，我一定会像她那样有尊严地走出教室。
这天下午，楼下来了个崩苞米花的。小夏端着盆把新崩的大米花分给同楼住的几个男孩（没有女孩）。我站在一边看她，心想她会给我一把吗？她没给我，低着头在我身边走过，上楼了。我的心一颤，知道对不住她。
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她身上有股不同于无产阶级的气味。尽管我那时还没有见过资产阶级小姐的样子。只在电影中看到过，穿白色高跟皮鞋，长裙子，跨小包，烫头发。我们那时看的都是黑白影片，别的特征也看不清。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资产阶级小姐，就是有情调的、美的年轻女子。我真弄不明白，当局为什么同美的东西过不去呢？
小夏好几天没来上学了。我是学习小组组长，刘老师让我到她家找她。我去了，一向不苟言笑的小夏的爸爸，欠个门缝没好气地对我说：“回去告诉你们老师，冯棠夏不念书了。”
又过了些日子，小夏家搬走了。走的时候我正在上课，没有见到她。她家刚搬走的那几天，我还有点想她，想她一家人，经常站在自家的院子里望一望她家的窗户，日子久了也就不想了。
我妈妈告诉我，以后不准到辽河里游泳，那里有老地主的阴魂，能把我拽走，我于是不敢去辽河游泳了。
四年级的一天，省城部队文工团的人来学校挑演员，真是天大的喜事，当文艺兵多荣光呀！几个省城来的秀丽白净，穿棉军大衣（那是当年最美的服装，相当于今天的貂皮大衣）的妇女，在班里搜索了几圈，其中一人把我叫了起来，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操着普通话，亲切地问我“愿意去省城当演员吗”？我的班主任见把我叫起来，走过来，小声对那人说“他不合适”。我就是再优秀也不行，因为我是地主的孙子，连当兵的资格都没有，况文艺兵！回到家，我把白天的事说给了妈妈。妈妈冷冷地说“别跟你爸说”。
过了几天，听说文工团的人挑走了五年级一男生，那男生的爸爸是部队的首长。
三十多年后，我当副经理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小夏。她这时也失了业，在一家私人开的商场里卖货，她依旧很漂亮。我问到了她妈妈，她平静地告诉我，她家搬走后不久，父母就离婚了，是她妈妈带着她和妹妹过日子，前两年她妈妈不在了。
我联想到当年，我在楼下经常听到楼上她父母吵架。听说她母亲不在了，我竟有些心酸。想起当年，薛姨坐在炕沿上微笑着看着我，为我唱歌鼓掌时的场景，我真想立刻到她的墓前，给她磕三个头。
我同小夏提到那年批斗她的事，并为自己落井下石表示了歉意。她叹口气说“不怪你，是老师逼的”。我提到那个因为不肯批判她被老师赶出教室的刚烈的女同学，问她能不能找到，她点头说能。
接下来的谈话，我感到很无聊。小夏讲她现在的老板怎样有钱，怎样潇洒。仰慕之情荡漾双颊。我猜想她的生活一定过得不好，我没问她过得怎样，还用问吗？
我决定以后不再找她，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美丽、温婉的我的同学了。
当年的情愫过去了，再也得不到重温。
我尝想，生命是个过程，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场景、情感。那场景过去了，那情感也会跟着过去。就算重情重义，时常追忆，也不是原汁原味了。景可以回去，情回不去了。
小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妈妈长得漂亮，我一点也没觉得她漂亮。她只读过三年书，却嫁了个大学生。她整日里提心吊胆，生怕我们兄弟当中谁惹点事，牵连了全家，经常打骂我们。上大学时，看《三国演义》，曹操说袁绍“色厉胆薄”，我立刻想到了妈妈。在我的记忆中，她没有亲过我，或是对我微笑一下，更没有赞扬、鼓励过我一句。我好像做什么事都不对。她不许我们到外面玩，家里那点小地方连个厕所也没有，我整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电视，我是七六年才第一次在附近的工厂里看到的。我家里有电视是八一年的事了。我经常跑出去玩，回来就挨打。我爸爸整日里一声不吭，每日递给我两毛六分钱，让我到商店里给他买一盒《红玫瑰》牌的香烟，也不知他一天到晚想什么。我们家兄弟四人经常为一点小事被暴打一顿。我妈妈打我们打累了，就喊爸爸上来帮她打我们，我爸爸虽然是被动出手，可下手也不轻。如果他打轻了，我妈就会喊，“不行，打得太轻。”除了用手打，还操家伙，扫地笤帚一打就坏了，她舍不得。那时罐头厂有很多破旧的木头包装箱，不能用了，就便宜卖给职工当柴烧。我家门口就有一垛旧的条形木板，我爸我妈随时就操起一块，抽打我们。我在家排行老三，我和老二挨打的次数最多。我挨打后，只能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抽泣，没有人安慰我，从来没有。我妈妈还经常说谎话骗我们，饭菜馊了，她说没馊，带头吃一口对我们说“好吃”。我们不敢揭穿她，只能消极抵抗，她说什么好吃，我们不吃什么。我妈妈打过我们以后，还对我爸爸说：“棍棒出孝子。”为了让我们长大后孝顺她，就使劲打我们。为了这句话，我无故挨了很多打，我们无故挨了很多打。这句话是哪个王八蛋先说的？那时候我常想，长大后一定走得离父母远一点。
我的家住在四层楼的第一层，我们这一层住六户人家，有十二个男孩子，楼上还有二十多个。每到夜晚，总能听到打孩子的声音，施暴者在骂，被打者在哭，没有人进来劝阻，也没人笑话，那是正常行为。打完了孩子，大人在楼道里交流，我听到最多的一句是：“养小子（我们这地方管男孩叫小子），就他妈得打。”我看到过我那些伙伴挨打的场景。我家对门住的老汤家，有三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一天，我到他家去玩，看到他爸爸正在打老二，一只脚踩在老二的脖子上，一只手轮皮鞋抽打他屁股。汤老二发出痛苦的叫声。吓得我赶紧退了出去。我妈妈打我们，还不许我们哭叫，“不许哭，憋回去。”她手操着木板，严厉地命令我。我那“****”爸爸，见我有不平的样子，一脸不屑地对我说“你要有勇气，去死呀”！
长大后，看《红楼梦》，说薛蟠的妻子“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我就想到了我妈妈。二00五年，七十多岁的母亲，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她痛苦地敲打胸口，用以缓解疼痛。她用眼睛看着我，我知道，她想让我帮她敲打。我坐在另一张病床上，没有动，让大哥上去帮她敲打。我知道如果我上去帮她敲打，她会更舒服，因为我是她四个儿子当中，在外面混得最好的人。我不想提这个，可我知道她很看重这个。
病愈后的一天，她长出口气，像是自语，实是说给我听，“小时候，把你们打生疏了。”我听了低头不语。我惊讶的是，她竟然说我身体健康又混得不错是她养育得当的结果。我真想问她一句，“妈：我的童年、少年幸福吗？”
这老俩口子就爱问我工作的事，总要指导我，生怕我有什么闪失。我不爱听他们的，他们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如果我听他们的，早就混不下去了。家里无论谁说句对政府或毛主席不敬的话，他们就慌忙阻止，就讲反右和****的时候，告诫我们千万别乱说呀！我知道那个时候，也知道历史的循环往复，虽说当下的语言环境私下说几句也无所谓，可我不说。我告诫自己不要对时政说三道四，一是不起作用；二是免得被人抓住把柄。如果有话说，可以谈具体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经济问题，医疗问题什么的。你谈得好人家也会听。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真不容易。说深了给“有关部门”添堵，说浅了听众又不买账。他能成为教主，足见智慧。
我会花时间，花钱，尽我做儿子的义务。想到当年，就因为二哥顶了一句嘴，妈妈就用鞋底子抽打二哥嘴巴的场景。她想让二哥服软，倔强的二哥就是不服软，她就使劲打二哥。打我的时候也这样，她想让我求饶，说几句软话，我就是不说。她一边气急败坏地打我，一边说“打死犟嘴的”。想到她大声训斥我那年迈、亲切的姥姥时的场景，我就苦涩难耐。这几年，我每次看到电视上给天下父母洗脚的广告就难受，就换台不看。每听到有人大谈孝顺父母时，我就微笑不语。看到我的母亲一天天老去，我每个星期天都会去看她，给她买爱吃的东西。她过去的暴行，我可以不提，可绝不会忘记。我不是有意要记住，真的不是。她打得我太重了，伤到了我的心。
现在，我时常将小时候无端挨父母打的事，说给下一代的人听，意在告诉他们不要打孩子，那是在污辱和损害孩子的身心，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损伤，很容易一生也缓不过来。